翁子健对话方璐

OCAT 上海馆

2015年1月31日

 

主持人:感谢大家在星期六过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下面我们活动正式开始!

翁子健:方璐是一个来自广州的艺术家,她应该是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的?是吗?

方璐:不是。广州美院附中毕业以后就去美国读本科了。 

翁子健:美院的附中。

方璐:虽然现在住在北京,但还是觉得我跟广州的关系很大,经常回去。

翁子健:在美国读完书之后回来,住在北京。在她自己创作之外,还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创办了一个机构叫做“录像局”。“录像局”是在北京和广州都有的机构,这个机构向中国或者非中国的艺术家收集他们的录像作品,在机构里面可以看所有的录像作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以前我们想看一些很经典的作品,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自从有了“录像局”,发现方便了很多,我也经常去看,这有一点题外话。这个证明了一点,我觉得方璐最特别的,她对于录像这个媒介很重视。

现在专注于做录像艺术的艺术家,不是很多。这是好几年前我一直关注的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一点的艺术家可能会做录像,但也可能会做其他的事情。大家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也会发现,可能会让录像变成她的一部分。比较少的人,好像以前,可能80年代、90年代艺术家一样,关注录像,作为媒介,本身有什么意义,在内容上面下功夫。这样的艺术家好像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可能性变多了,反而会选择用开放的方法去做。但方璐,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在专注于录像里面的,所以请方璐谈谈,为什么录像对你来说有这么大的意义,你在里面找到什么特点可以让你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

方璐:我觉得录像,对我来说有不同的阶段。一开始的时候,我刚刚离开中国去美国的时候。我其实当时并没有想好是要继续学习艺术还是做什么别的,因为我本来家庭的背景,我父亲还有我家里面很多人都是画国画。我当时自己不想继续画画,但也不太了解当代艺术。

去了美国之后,我一开始是学设计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看了一些美术馆、画廊,突然间接触到录像这个形式。当时我是,真的从形式上面对它很感兴趣,在一个展览空间里面看到很多电视机,看到很多电线,就不像我平常可以理解的那些展览或者甚至是艺术。所以我一下子觉得特别新鲜,而且做录像,这个实践的过程,你不需要面对一块空白的画布或纸张,这一点让我觉得很解放,就是没有那个需要从零开始的时刻。当时从本科起,我虽然没有修什么录像的课,但开始向周围的同学学习了很多,剪辑、拍摄、技术上面的问题,也开始拍一些小的短片,还拍了一些MTV,和一些表演类的片子。

到现在,关于持续做录像艺术这个事情如果要牵扯到“录像局”的话,一方面,从补充艺术系统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在中国、起码在北京、在广州有这样一个地方,别人可以像使用图书馆一样去使用这些录像资料,可以为他们写的文章或者做的研究、展览,有一些基础的资源。但是从抽象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这个机构能够从一个非常窄的点实现它无限的可能性。只做一件事情,但是把这一件事情并从这一件事情里面找到更多的可能性。而对于我自己的创作,在现在这个阶段,也是同样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翁子健:还是要回到关于录像这个话题,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你说这个录像,不用面对一个空白的画布,不用承受从零开始、从无到有的压力,这个讲法挺有意思的。录像是关于一个已有的东西,你怎么样重新安排它。因为录像,从物理上面不创作什么东西的,只是把一些东西安排一下,所以更多是一种互动,主体跟客体一种行动上面的互动。

行动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录像里面涉及很多的行动,无论是自己的行动或者是别人的行动。关于行动这个概念,跟录像,这些点能讲一下吗?

方璐:刚才讲到从零开始的这一点,可能当时对于我来说因为国画的影响,从小看到这种创作的方法是你不能去犯错误,因为你开始的那一笔可能就注定了你最后结束的这一张画是怎样的。所以这个过程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它对“技术”的要求很严格。

但是录像是另外一种方法,从你一开始的想法、你构思一个行动到实际发生的过程,到最后完成的片子,有可能整个过程是不可控制的,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意外,因为这些意外是由参与的人带来的。

所以,对我来说,拍录像,从一开始有一个很模糊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想要去实现的一件事情。而这些事情可能从一开始,是我自己可以去实现;到后来这些事情需要,像最近拍的一些片子,让不同的人进来和我一起去实现。这个过程变得更加不可控的。这个很有意思,更符合了一个“事件”的产生和发展。 

翁子健: 这应该要提提你爸爸,方璐的爸爸是一个很有名的国画家。有时候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比如说我去一些传统的书店或者很传统的展览,会看到方璐的爸爸,想到方璐,想到方璐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些作品的片段,我们看一下一个比较早的,非常棒的作品,然后从这个作品谈一些话题。 

方璐:刚才后面放这些图片(指图片投影)是我以前拍过的一些录像的照片或者截图。现在我们放一些作品片段。

翁子健:“自动发生”。

方璐:这是一个两频道的录像,现在放的是节选,整个片子有29分钟。

--- 播放作品“自动发生”---

翁子健:先看到这里。一共多少分钟?

方璐:一共是29分钟。

翁子健:这像看体育比赛一样的录像。

方璐:现在看,感觉像动作片一样紧张。我一直感觉我拍的这个片子像动作片。你们中途一直听到狗叫的声音,其实这是一个闹钟,每过一分钟就会响一次,这一分钟的过程中,我会去做一件事情,每次响起来,我就要摁掉闹钟,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所有桌子上面摆的这些东西,从厨房的用品、食物、工作室使用的物品,都是事先把这些东西摆好,但是没有完全计划好该怎么用它们,是想让自己在一个很慌乱的环境中去使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有的事情可能是跟烹饪有关,有的是完全没有关系,有的可能把原来的事情变得更加夸张,有的是把它变得更加复杂。比如说像这个鸡,因为一些菜的烹饪是把一个东西包到另一个里面,所以使用鸡的过程,我把那条鱼包到了鸡里面。但是很多这些繁琐的程序,只是一个过程,没有最后完成的什么。

翁子健:我觉得这个作品是我本人,我自己最早看到你的第一个作品。我觉得理解这个作品,跟你刚才说的行动有关系。虽然说方璐在里面有一个表演的艺术,行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跟我们传统理解的行为艺术有比较大的区别,跟现场感、人跟人的互动,关系没有那么直接。

后工作室实践,如果说一个空白的画布上面,艺术家在空白的画布上面画任何的东西,这个东西变成艺术家的作品。同样的道理,艺术家在工作室里面做的所有行动都是他的作品,不管这个行动是打扫、做饭,等等。

所以这个作品,你自己在工作室里面,给你自己设定的一个,不是一个任务,而是很多的任务,你去实验,有实验的精神。如果这样做会怎么样,当中发生了很多偶然性,自己定了一个游戏的规矩,一定时间里面一定要完成,不管怎么样,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意义。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是带有实验性的,而且我觉得在当时,两三年前看,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在中国年轻艺术家当中,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

方璐:这个时期的作品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就是在考量究竟应该把所谓的艺术家工作室,当作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关系到艺术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一个艺术家。这种行动,回到刚才的话题,什么是行动,包括你在邮件里面有问过,怎么样定义这个行动?其实我觉得,当一个人去做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在维持正常秩序的事情,就是行动。正常的秩序指的就是我们日常的吃饭、睡觉、工作、去上班、去养家糊口,维持普遍社会逻辑的活动。

当你跳离这个秩序以外的任何事情,其实就是行动,也就是说比如你在家里面拿起一个玻璃杯,去喝里面的水,那是在维持你身体的物质需求;但是当你拿起这个杯子,使劲儿往墙上砸去,那这就是破坏了某种秩序。或者你本来今天要出门去公司上班,你突然觉得我应该去游行、去示威,那就是一个行动,因为你今天没有去上班、没有去打卡。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被定义为行动。

翁子健:有一点点非功利性的东西,你比较重视。所以我们看下去会发现,她作品里面很多人,无论是她自己或者是演员,他们做的事情让人感觉荒诞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目的的。也许我们再看一个作品。

方璐:这个应该是在“自动发生”之后拍的一个片子,这是在成都拍的一个作品。

---播放作品“腐朽”---

方璐:这是差不多17分钟的片子,就像你们看到的,把烹饪秀跟化妆秀结合成一个连贯的过程,给模特化妆的这个男演员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我们先为这个模特设计了一个造型,这个造型所有的材料是没有加工过的食物原材料,他们需要在现场经过处理,有的经过烹饪,再用到这位模特的身上。 

翁子健:所以这个作品跟之前的“自动发生”是有关联的,是你对食材的一些想象,对食材做一些怎么样的,会发生很多事情。比如说蔬菜用电风筒去吹它会怎么样,都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区别,刚才那个是你自己在里面做,自己的一个行动,现在变成别人的行动,演员很惨,是你让她去做这个奇怪的事情,有不一样。但是我发现,从自己在录像里面到自己在录像外面,这个有很多转变,这个转变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关键的。

比如说之前你的“自动发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是不动的,更多是一个整个段记录的工具。但是这个很明显,录像头会有很多变化,镜头的运用,局部放大,变得录像本身的重要性会大了很多。这是你自己的体验,从录像里面走到录像外面,可否讲讲这个变化?

方璐:对,其实早期的录像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像“自动发生”,架了脚架,开拍之前赶紧跑到镜头前面,就开始去表演。到后来,像刚才看到的“腐朽”,因为要实施的事情更复杂了,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完成这件事情,而且在某一些时刻可能我也意识到,当我自己出现的时候,可能这个作品最直接的讨论是“自我身份”。

你看像“自动发生”的录像,我戴了一个摩托车头盔,当时的用意,一方面觉得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比较“危险”,所以要自我保护一下。但同时我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形象作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因为这个讨论的话,对于我来说话题很有局限性,那就是落到艺术家的自我形象、自我身份。这个我在后面的作品里面也想跳出这个框框,加上执行的事情的复杂,所以我就没有再在我后面的作品里面出现。

翁子健:还有一个变化,你从以前到现在的作品,我觉得你跟越来越大的团队去合作,灯光,等等各种各样的团队,还有表演者。所以可以变化的东西越来越多,出现的偶然性也越来越多。但只是其他人也会带进来他们的东西,比如说演员觉得应该怎么演,摄影师觉得怎么拍更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时候麻烦,因为每个人将他的标准带过来,你怎么把你想表达的东西告诉他们,让他们帮你处理,还是你抱一个开放的态度,可以融入很多标准,可以碰撞,无所谓,看到底结果怎么样,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方璐:其实每次实施这些片子我都有一个很具体的拍摄的任务,但是没有设定最后形成的画面。所以在可知的任务里面,所有参与的人都有即兴发挥的成分。包括像“腐朽”这个片子,我的前提除了使用的材料以外,就是这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而且现场表演者不可以有任何的语言的交流。但是对于外形的设计,其实化妆师有他很大一部分的功劳。 

翁子健:真的是他设计的?这个豆变成头发?

方璐:当然设计是我和他一起的,因为他在这之前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整个化妆过程变得很漫长,因为他既要带进自己的专业性,但是同时很多他专业上的知识又无法招搬进来,像到底怎么样才能把这些质感的东西可以固定在身上、附着在皮肤上,有一些可能是绑上去,有一些可能是粘上去,有一些可能马上会掉下来。所有的专业都有它们的长处和功能,但也会给人带来很多限制,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分。

包括摄像人员也是一样的,像新拍的这个片子(“没有世界”),在展厅里面的这个作品,从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拍,首先没有太多的人参与过这种类型的事件,也没有人知道这到底应该是一个纪录片还是一个广告。最后我觉得这个片子的风格既像纪录片、也像广告、也像表演,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很模糊的定义。影片在实施拍摄的过程,才是这个作品真正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过程。

翁子健:我们再看一个作品“恋爱的人就是艺术家”。

方璐:这个作品是一个系列,第一部跟第二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部。这个作品是在北京的“箭厂空间”实施的,当时在那做了一个项目,使用他们的空间以及他们周围胡同的环境拍了这个作品,再把作品放到他们的空间里面展示,那是一个面积很小的在居民区里的艺术空间。

---播放作品“恋爱的人就是艺术家,第一部---

方璐:第一部和这个作品的第二部,都假设了这样一个角色,一个恋人的身份,或者处于一个恋爱状况人。作品没有给予她任何具体的故事,只是给她这样一个身份。而当这个女孩处于这样身份的时候,她做的事情就像艺术家一样,因为她可以用她颠倒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世界。

当时两个作品在不同的环境中实施,一个是在公共的空间,一个是在工作室的空间。有的行动是相同重复的。第二部的录像是用照片组成的,照片连起来像动画一样播放。

做这个作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感觉到我周围的艺术环境还有艺术的创作变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无聊,大家都是把作品做好了,摆在展厅里、放在画廊或美术馆里。同时也看到我们周围的朋友、周围的人,也很少会去讨论爱情这个话题。那我在想,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因为都是需要冒险,而且都是一种浪费。所以当人们不再去谈论爱情、不再愿意去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周围的艺术创作也变得越来越安全。

翁子健:因为北京的艺术圈太男子汉了,男子汉是不能讨论爱情。

方璐:展出的时候是在“箭厂空间”里,用四个电视机分四段播出。

这个题目本身,是“罗兰・巴特”的书(《恋人絮语》)中其中章节的名字。我喜欢它因为这也是一个比较傲慢的说法,只要任何人能够恋爱的话,那她/他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艺术家了。

这是第二部分,发生的地方是在一个摆设出来的工作室,同时也像一个居住的环境。

---播放作品“恋爱的人就是艺术家,第二部”---

翁子健:其实我觉得延续你刚才说的非功利性的行动,或者说非日常的行动的一种思考的技术,这是你用“罗兰・巴特”的理论去讲人在恋爱时候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世界观都会颠倒,看待世界,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这个我觉得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恰恰,比如说开始两个作品你对食材的想象是比较幽默的或者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我妈妈看到,她会觉得我每天会碰到的东西,原来还可以这样用,因为食材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的,用一个不应该对待的方式对待,很多人觉得很幽默、荒诞,在里面有快感。

但是爱情影响下,一个人奇怪的,或者非正常的行动和世界观,恰恰是不可分享的,比如说对某一个东西的迷恋,这个东西可能跟她的情人有关,跟她想象中的情人有关,对这个迷恋是不可能分享的,是最私人的东西。

所以这个我觉得,当你表现它的时候,有一点难度,不讲道理,也不讲沟通的渠道的,我就是喜欢这个,有一点像自我沉迷的一样。这样的作品表现这样的一种恋人,非功利性的行动或者非理性的行动的时候,你想表现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往好的方面更多,还是往坏的方面去讲?

方璐:我觉得我作品里面讨论的这些话题,其实都是我在通过做作品的方式,去一步一步的靠近它们,哪怕最后带来了更多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什么。比如说像这两个作品,我感觉我还会在以后的作品中再回到这个话题上面,我之前做的这些作品仅仅是一个开始。在这个作品“恋爱的人就是艺术家”,我希望把可以把一个人进入一种状态、进入一个恋爱的状态——这样的情境跟艺术创作的情境给平行起来,就是说把这两者放到一个同等的空间里面。这是也就是我希望这个作品种能够做到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可以继续探讨的地方,包括私人的空间,包括欲望等等,可能还需要去一步一步的接近它们。

观众提问:我觉得录像作为一种动态的表现方式……,静态的方式,就类似一个点,从这一点想象出散发出来的东西,可以自己想出来。而动态更多告诉你过程,假如说,单纯看这些动态,不知道讲什么。假设告诉我一个主题,我就知道是这个主题呈现出来的东西,整个作品产生的过程中,一开始就要表现这个主题,,否则我不会理解作品的意思。这个作品的意义,是怎么一步步在创作过程当中同时产生出来的?

方璐:我只能说一切都是从一个动机开始的,不是从一个主题开始的。就是说,我从来都不希望去为一个想法画一张插图。这个想法当它可以用其它方式去实现的话,其实也不需要一张插图,可以通过写段文字或者做别的事情来实现,那我们就不需要画这张插图。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录像并不是某一个想法的插图,它里面有更多说不清楚的东西。

提问:作为我们来说,我从这个影像,是看不出来的。通过最开始描述的动机,呈现出来是这个样子。

方璐:看不出来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愿意进入它所构造的这一个时间跟空间,其实就可以了。不明白是因为我所有的这些作品和情境,它们都不是我们熟悉的现实中的,但是你不能说它不是真实的。就是我想要做的是去建立另外一种空间,当你能够走进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谈到空间,我刚才在看自己过去的这些录像,很有意思的是我留意到每一个片子都有在这个虚构的空间里面存在它自己的一种“时间”。像刚才的“自动发生”里面有每分钟都响起的闹钟作为时间;像“恋爱的人就是艺术家(第二部)”其实影片一开始你看到的一棵含羞草,女主角触碰去把它全部关闭了,当她完成所有的事情以后,含羞草重新又开放了。这就像你用烧一支香,来计算时间。我把这种很基本的时间元素放到这个虚拟的、不太现实的空间里面,作为这个空间里面的时钟。这个时间,在我的其他的作品里面,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在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这样的暗示。

翁子健:对,其实我有一点个人的看法,“恋爱的人就是艺术家”。因为我们笼统的说它是关于恋爱中人的不理性的,或者属于她自己世界观的行动。但是你看罗兰・巴特的书了解到,行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比如说你对于物、或者对于某些时间、某些记忆的崇拜,因为你觉得爱情是甜蜜的,相信它、盲目的崇拜它。有一些是恨,有一些东西会破坏,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存在或者它的存在让你觉得想起你这个爱情的一些痛苦。其实这两个作品,我们看到表现是后者,更多的是一种破坏,更多是一种,把鞋子、美丽的蛋糕,或者把白的褂子变成脏的。你不需要回应我这个问题。

方璐:一切的建造都是在破坏之中实现的,包括作品中最后实现的是一个新的造型的蛋糕,虽然破坏了鞋子和蛋糕,但构成的是一个新的雕塑。

翁子健:我们看展览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作品,你新的作品。

方璐:大家有到展厅里面看吗?我这边放一小部分。

 ---播放作品“没有世界”片段---

翁子健:这个作品是方璐最新的作品,也是这个展览里面重要展示的一个作品,明显这个作品的主题是一种抗争,用一个比较暴力的,身体性的方法去抗争。我觉得这个作品,这种抗争或者一种反对的精神,其实是今天的当代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种精神,这当然有很多层次,但是我觉得这种抗争性是很重要的。

 而这个作品表现的抗争性是很具体的抗争,身体的抗争。但是我用一些形容词的话,我觉得有着人工,因为像排练一样,不是真的有这个事情,也不是真的有这个对手,甚至有一点像舞蹈,好像有表演的感觉在里面。这个录像非常的美,表演上面、镜头上,剪辑上面,很美。有可能有一种美学化的倾向,就是让你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危险,把抗争或者把街头抗争这种,近几年在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事情,把它抽象化、美学化,把它变成一种欣赏的对象,好像让观众有一种安全的距离去看这个,而不是说真正去反思这个事情的意义或者参与性。所以谈谈你的想法。

方璐: 其实这可以谈论的事情很多。回到上个月,11月份在这里OCAT的展览,我记得当时和展览的评委们有一个下午茶的活动,所有的评委跟艺术家们坐在一块,是有了评选结果之后的对话,但这个对话只是互相了解,不影响这个结果,也不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当时其中一个评委就问所有的艺术家,要求每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艺术家,为什么不做足球运动员或其他的职业的。大家都没有怎么很好的准备当场回答这个问题。

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觉得我的艺术不是政治性的艺术,但是我觉得艺术家身份本身是一个政治性的身份。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艺术,首先肯定不是一个避难所,不是让你可以去远离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它不应该去逃避现实中的矛盾或者你不想面对的事情,它不是避难所。同时它也不是一个武器,它不是一种去宣传某一个政治理想或主张的武器。

做这个作品的时候,自然反映了我个人的一种关注,关注的领域,也反映了我个人的一种焦虑。现在,有时候我看新闻,看着看着,我会觉得泪水满眶,这种激烈的那种情绪我觉得是应该看电影才有的,但是现在我觉得看新闻就会有那样的情绪。这种焦虑,或者大家都会有。那就是我们知道的信息,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越来越不知道我们走向一个什么地方。

我希望做这样一个作品,它不是根据某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或者社会事件,但是它跟所有的社会运动有关。这些抽象的人,还有很简单的叙事:从一天的开始到结束,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存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基础,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也可能不属于任何时间或地方。

翁子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多艺术家都会像你这样,对于现实的一些问题感到很关心,感到很焦虑。我觉得这种焦虑是出于一种外面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作为艺术家也好、作为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什么也好,我们能做什么,这是很不明确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说艺术不是一个避难所,艺术也不是一种武器,不是用来就是具体的政治立场的。你不想一个作品针对某一个事情,不是针对这个事情说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它是什么,它不是避难所、不是武器,但它是什么?

方璐:我觉得,我之前提出并想要明确区分的就是,作为艺术家的职责和作为公民的职责,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两者可以也需要同时被同一个体所承载,不可否认我们很多人都在这样做。以公民的责任去参与政治和以艺术家的身份去创作有政治含义的作品,是有区别的。因为可能艺术家的作用是在创造更多的问题,往往不是去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当我作为公民的时候或者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去选择是否去游行、是否争取投票权等等这样的事情,这些都是必须要解决的。

翁子健:我的意思是说,公民是肯定的。但是这个问题,作为艺术家,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会想,能不能用我们的艺术去进行我们的公民责任?我们的艺术能提供什么?你说艺术可以提更多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这是对的,但是提更多问题的目的是用问题解决问题,不是让你想更多问题,我是用另外的问题来养活这个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方璐:我觉得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艺术中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翁子健:我的意思是说,当然这对于艺术观点、对于艺术理解,可能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最棒的作品,因为提出一种不同的路线,这上面一开始说的荒诞性、非功利性,恋爱中的感觉,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离开这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没有解决方案的。

方璐:政治问题是有具体解决方案的,在它们特殊的背景下。

翁子健:这个问题谈起来比较复杂。我的观点是说,它没有一个,至少没有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政治是不断的谈判,不可能永远都满意,除非出现一个很大的社会、经济、技术上面的变化。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做这样一个作品,我们都看过这个作品了,你想通过这个作品,你说不是跟某一个抗争运动有关的,目的是去掉它的具体性。但是去掉它的具体性,然后跟这些抗争运动有关,这个有关到底是什么意思?

方璐:当我说它跟具体的一个事件没有关系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指它跟所有的事件都有关系。因为当你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看这个作品,你会觉得它跟香港占领中环有关系,而这个录像是在去年7月份拍完的。我上个星期在纽约放映这个作品,大家会觉得它跟刚发生的巴黎的恐怖袭击有关。那我想未来的观众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它其实也跟未来发生的事件有关,因为它跟还没有发生的社会运动有关系。

翁子健:明白。我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有关。

方璐:它的关系,在于它的形式、它的自主的形式。这一群人,他们共同生活在一栋楼里面。他们是一群虚构的人物,但和我们一样,每天得到了很多的知识和信息,而他们自发的产生了一种自我训练的一种愿望,而这种自我的训练也成为了他们每天生活的内容。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暴力,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天的循环,他们没有把对方作为敌人或者存在任何正反两方。

翁子健:对,我的意思是,这种相关,你说跟每一个行动的相关,好比说用我的角度看,有一点像往好的方面走,你觉得这种抗争的行动或者这样的一种抗争的形式,有一点点,就是你把它变成一种好的,用身体的,参加游行也好、街头抗争也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经过个人的一些体验和思考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得以才发生的事情,在社会抗争里面。而外部去看,新闻的眼光去看,或者客体的眼光去看,这是最抢眼的,因为所有的新闻都会讲这个,而不会讲背后有多复杂。恰恰把所有重点放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这是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艺术如果能表现抗争的精神,应该从多方面去表现,这是其中一方面,但也应该思考、提问题,等等各方面。

方璐:我同意,这也是这个作品的局限性。好比你谈到的,做的其他的两个关于爱情的作品,只是碰到了爱情的一点点,神经病的一点点。这个作品,这种在视觉上面的唯美,视觉上的刺激,这一点自然是有局限性的,也是因为这个作品很多的图像的来源和参照,都是从网上的新闻图片和视频而得来的。

翁子健:客观的。

方璐: 同时我也发现,所有的新闻图片,无论叙述的是街头暴动的人群、恐怖分子,或者是在街头抗议的学生,他们所有的形象都是非常英雄式的,都有一种浪漫主义在里面。而我个人的主观意愿,也想用这个片子去塑造,像你看到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审美。

翁子健:我的问题差不多了,我们聊的话题从媒介到你对于行动的思考,还有到最后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以及艺术家能做什么,怎么处理这种焦虑,我觉得走过了三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到这里结束。谢谢!

方璐:谢谢。

 

本次讲座为2014年OCAT 皮埃尔于贝尔奖暨青年媒体艺术家年度展活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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